通过经常性思想教育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在纪念建党95周年和党中央做出在全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重大部署之际，认真回顾、总结党在95年发展中始终高度重视党内经常性教育的历史与经验，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党95年的发展历史，同时也是党内经常性教育发展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对党员的经常性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中规定：“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其中的“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就担负党员教育宣传工作。而当时党的重要领导人在党纲起草过程中，也都突出强调了党内经常性教育的重要性。如1921年夏陈独秀在他所提交党的一大考虑的党纲中，就“特别着重于党员教育、党内民主、党的纪律”。1923年，党的三届一中全会通过了《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要求通过“政治讨论”、“原理讲演”、“劳动生活讨论”等形式，用“健全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和社会观及集体主义人生观”武装党员。党的四大在关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中，提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国党之布尔什维克化”的教育，是党“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应使之成为党中教育工作的理论的根据”，决议案还针对“党中政治教育做得极少，在党报上我们几乎很难找到教育党员关于党的政策的讨论文字”的问题，要求加强党内教育。六大通过的党章，则明确对党支部的任务做出规定，并把“征收和教育新党员，散布党的出版物，在党员及无党工农中进行文化和政治教育的工作”作为三项基本任务之一。在此之后，加强党内经常性教育就成为党代会历次通过或修改后的党章对党的基层组织确定的基本工作职能。而在实践中，我们党也一直把党内经常性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出了用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广大党员的重要思想，这是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思想建党原则的雏形。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方法，强调要通过开展党内批评、进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等方式加强党内经常性教育。到了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推动了全党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并把党员干部教育放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的首位。1942年2月党中央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关于党内经常性教育的这些认识及其实践，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所说，是党的建设工作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夺取革命胜利的“利器”。 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党中央对加强党内经常性教育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央就指定了12本干部必读书籍，号召全党为建设新中国而学习，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新中国成立后，伴随《毛泽东选集》第1、2、3卷出版，各级党组织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刘少奇就此在《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中提出：要在全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认为“如果埋头到这些实际工作中去，不加强政治学习，不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那就有危险性，就会脱离政治，脱离基本理论，使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发展起来。”在全党经常性教育普遍加强的同时，1951年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指出“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要求党员干部通过学习政治常识、理论常识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加强党内教育。为促进干部学习规范化，党中央发布了一系列指示、决定、通知、规定等，不仅分门别类，对各地、各部门、各级党组织的经常性教育作出规定，对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和考核等作了详细规定，还建立了由高级党校、中级党校、初级党校、城市夜党校和新党员训练班构成的党校教育体系，初步建立和形成党内经常性教育常规化的体制机制。在学习教育过程中，党中央在异常繁忙的建设工作中，始终强调加强经常性教育的重要性，强调把学习教育与做好工作、解决问题作为党内经常性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比如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61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就先后六次建议和倡导党员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以新的学习运动，重新教育干部，推动工作落实。1961年9月中央作出《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还确定对全党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地进行一次轮训”，用以提高干部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党内经常性教育，已经成为执政党建设的一项基础性、日常性工作，它不仅提高了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文化素质和领导水平，也为使党实现从处于地下状态的革命党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执政党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条件。 进入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之后，党内经常性教育得到了更为突出的重视。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开始后就清醒地告诫全党，对党员干部的教育，要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认为如果抓不好，党和国家确实有可能发生“改变面貌”的问题，对此“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全党都要“重新学习”，而“根本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它还围绕党章的修改和学习指出，必须结合“党员有什么权利与义务，究竟怎么样才算个共产党员，不合条件怎么办”等问题，“通过讨论党章草案，对全党进行教育”。在他看来，“中国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所以，“要把干部教育好”，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战略问题”、“最大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认识，在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的领导同志和中央领导集体那里得到了不断的强调和发展，党中央据此先后在全党进行整党整风、“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等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基础上，对加强党内经常性教育进行了持续性的部署与安排。一方面，在党的十二大党章和以后历次党代会修改的党章中，都突出地把党内经常性教育作为党组织基本的工作职责，把党内经常性教育作为学习、贯彻党章的根本性要求；另一方面，中央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干部教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关于建立健全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的意见》、《关于做好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关于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意见》等制度性规定，对加强党内经常性教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党内经常性教育获得了制度性保障。特别值得提出的是，2006年，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鲜明地突出了党内经常性教育在党的建设中的地位，第一次明确了党内经常性教育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工作原则、基本内容、方法途径和保障措施，为构建党内经常性教育的长效机制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党内经常性教育已经成为党能够成功领导改革发展不断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条件。